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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中国之所以大面积落后于西方，问题的根源便是积贫积弱的工业化水平。 而这样的落后，或许能追溯到明朝末期。
在经历了郑和下西洋的辉煌之后，这片黄色的土地在国力上似乎一蹶不振。在18世纪下半业，正在进行资本主义革命的西方国家，吹响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号角，第二次以内燃机和电力为主题的工业革命也于上个世纪初完成，但彼时的华夏大地，却仍在“三座大山”的积压中“沉睡”着。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纺织、面粉等行业迅猛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才迎来了短暂的春天。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冶金、造车等重工业始终都未见雏形。尤其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中国的工业大面积萎缩，处境十分艰难。 “被别人掌控的”中国近代工业体系 在新中国成立前，放眼世界，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欧洲国家，各自的工业门类已经逐渐完善起来。同时，汽车、造船、航空等工业门类也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涌现出了洛马、麦道、通用等众多强大的企业。与之配套的还有相关辅助行业的完善，被誉为“机器血液”的机械润滑油，便是典型代表。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动，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航海舰船、航空器以及汽车越来越多，与之配套的石油开采、润滑油脂生产工业甚至是橡胶工业也都在快速发展着。以新日石、皇家壳牌为代表的石油企业和邓禄普为代表的橡胶企业，正在逐步完善着工业化的配套体系。 反观当时的中国，连制造一把中正式步枪，都只能采用数十年前的机床。 石油工业和橡胶工业的发展滞后，使得我国船舶和汽车制造业被西方国家遏住了咽喉。一方面，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一方面，是外国“洋货”的泛滥，在建国前，我们的工业水平至少落后了西方国家30年之久。 1949：一声惊雷，工业化随之起步 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政府对民族工业的改造，我国各地相继降生的近代企业绝大部分转变为国营企业，其中的典型代表，便是洋务运动时李鸿章所创立的上海洋炮局，在经历改造后，这个生产兵工武器的近代工业“活化石”成为了呼号5077的研发单位，并在1957年改制为重庆兵工厂，最终成了我们耳熟能详的长安集团。 除了兵器工业的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汽车制造厂、重工业部船舶工业局和沈阳飞机制造厂等也相继创立。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内陆续建设起了海陆空三方的工业力量。 与此同时，随着工业化的起步，我国对于工业配套设施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在被誉为“工业命脉”的石油业方面。 在1960年之前，我国的石油工业十分落后，且十分薄弱。 建国初期，举国上下钻机不超过十台，并且都是“外国货”，很多行驶在公路上的汽车，都是在顶部都背着一个装有煤气的“大口袋”，或者拖着大大的煤炉，为车辆提供能量。 在车辆部件的润滑系统上，由于西方国家的封锁，低质量的工业黄油承担着零部件之间的润滑使命；在发动机内部，由于进口的机油数量有限，很多机油都被迫二次利用，甚至，不得不使用危险性极大的植物油。 直到1959年，松嫩平原北部的大庆油田被探明，在“铁人”王进喜等老一辈石油人的带领下，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我国民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短时间内就拿下了大庆油田，一举甩掉了我国贫油落后的帽子，也为工业基础建设夯实了基础。 石油化工扭转局面，长城贡献突出 作为现代机械的“命脉”，石油化工几乎涉及到工业发展的每一项细分门类。尤其是随着汽车工业、船舶工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对于石油精炼和润滑油脂的需求日渐提高。 在技术升级带来的转型中，机械越来越精密，“煤气”包和低质量润滑油脂已不再适应精密机械的特性。 尤其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面对两大阵营的“冷战”和西方国家的封锁，我国急需“两弹一星”来实现国力的突破，可以说，整套工业体系都在面临着考验。 除了邓稼先、钱学森等高精尖专家在核心技术上的钻研，由于核工业、航天工业的迫切需要，北京郊区的煤炼油示范厂亦临危受命，转向含氟润滑油的研发工作，代号621，这便是我国知名润滑油品牌——长城润滑油的前身。 那时，对于这个脱胎自军工的润滑油品牌来说，汽车和轻工业的润滑油脂仅仅是“副业”。 1970年，第一颗东方红卫星成功发射，这背后也离不开呼号621润滑油研究所的默默付出；2003年，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神舟飞船”内部的润滑支持也是由其提供。 如今，这个一贯服务于中国航天润滑的油脂生产厂，早在系列的变革中成长为大型国有企业——中石化长城润滑油。并且，有了这些项目的经验积累，在车用、船用、航天、高铁乃至民用润滑油领域，我国都逐渐摆脱了外国的垄断与控制。 写在最后： 纵观现在的汽车，大部分都在使用长城润滑油；再看远洋航船和高铁复兴号，也流淌着来自于中国自己的“润滑血液”。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工业的发展历程中，不仅仅有钢铁硬甲所带来的变革，更有石油加工业所带来的促进作用。 在未来，在全方位发力的促进之下，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也将向更高的维度发力，从陆地到星辰，都必将会刻上中国的印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