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的纪录片 处女作《美国工厂》火了，烧出了美国制造业的痛点，也照出不少中国企业的隐忧。

2016年，福耀集团——世界最大的汽车玻璃企业在美国俄亥俄州建立工厂，为传统工业区、衰落的铁锈带创造了2000个久违的蓝领工作岗位，福耀董事长曹德旺也成了当地“救世主”一般的新闻人物。

纪录片中，福耀车间里中美工人截然不同的个性，对比极其强烈。

福耀中方培训人员把美国员工比喻成“顺毛驴”，干得慢还只能夸不能骂，不但抗拒加班，不高兴还要尥蹶子。中国工人则是整齐排队的温顺绵羊，干活效率高，强制加班没有二话。

美国人还会抱怨已经配齐的通风设备安装不够好，威胁长期健康。同时在中国，工人不戴安全防护镜、没有防割手套就去捡碎玻璃，让来访的美国管理层震惊不已。双方的安全生产意识可以说天差地别。

更强烈的对比来自于一位中方管理层与美方翻译的对话，前者试图用中国工厂一个月休两天的行业潜规则，向处于尬聊状态的美国人普及一个他认为应该是众所周知的道理：

拿多少钱，干多少事。

一个挑剔又昂贵，一个高效又廉价，是绝大多数观众对这两个群体的第一印象，也是美国人在中国制造面前，遭遇产业空心、工作流失、社区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国工人本性是好吃懒做吗？不一定。

纪录片中，中方管理者也发现很多美国工人在福耀的八小时高强度劳动之外还要再打一份工，那种对于待遇、工作的挑剔更多是大环境使然。

最直接的也是排在第一位的推动力，就是工会势力。

工会的存在给美国车企带来了沉重的人力成本，甚至活生生拖垮了通用这样的巨头。在福耀，工会鼓励工人对薪酬表达不满，为他们对抗中国式管理撑腰，更让强制加班沦为口嗨。

其次，片中细节也暗示出，来自政府部门和社会公益组织的压力同样迫使着企业必须或者不得不付出更多管理成本。

比如，美国人会对中国工人将污水直排下水道的情况产生自发的忧虑，而初入美国的曹德旺对会议室消防装置安装的随性也与美国员工的严谨形成了鲜明对比。

环保意识不是天生的，这背后是美国极其强大的监督氛围。

本月，就有环保组织在《纽约时报》买下整版广告，向包含苹果、IBM在内的181家大企业发出公开信，要求它们对公众利益做出承诺，同时也给那些忽视环保、只重商业利益的企业施加巨大的舆论压力。

当重压下的美国企业陷入制造业流失的泥潭时，中国工厂也正在向美国工厂悄然转变。

8月29日，全国工商联发布了2018年民营企业500强报告，调研显示，2017年，用工成本上升、税费负担重、融资难融资贵，仍是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前三大影响因素。

成本不断提高，绝大多数企业自然而然紧抓用人管理，结果就是996这样的加班文化盛行，“一个月休两天”明明与《劳动法》相悖，但却成了大行其道的潜规则。

但底层劳动者已经不是曾经温顺的绵羊。

八九十年代，沿海工厂里动辄体罚的现象屡见不鲜。1995年，珠海一家电子厂更是发生过一起韩资企业“集体罚跪事件，最终结果却是韩国人卷款跑路，拖欠九十多万的工资和押金。

很长一段时间，各地主管部门顾虑到招商引资的大局，对劳资纠纷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助长了资方粗放甚至粗暴的管理风格。

但劳动者的满意度并不总是与收入成正比。当薪酬能满足基本需求时，打工者对美好生活的诉求会越来越多，而不只是埋头苦干、拼命赚钱。

2010年，富士康的十三连跳把中国工人的权益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

随着沿海地区一波波的用工难、招工难现象不断涌现，加之国家对于劳动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完善，以及微博等新媒体平台的曝光与传播，劳资关系的天平正在向弱者倾斜。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2012年，南宁小偷“窃·格瓦拉”周某一番话在网络爆火，道出了底层打工者背后潜藏已久的心结。

连在深圳这个到处是机会的“打工圣地”，都有着一群佛系打工者，被称为“三和大神”。钱少不干、太累不干、住宿太破太脏也不干、管理太凶太烂更不干，宁可打短工，干一天休三天，也不去“血汗工厂”，隐隐有种万里之外美国工人的影子。

“三和大神”的活法有些极端，但折射并放大的是，从小确幸到小确丧，这届年轻人的确不想拼了。讽刺的是，和那些打两份工的美国工人处境一样，“副业刚需”又成为生活成本高涨的时下年轻人共同的选择。

这届年轻人太难了。

2018年，原本属于IT圈的996潜规则被拿出来公开讨论，引起了普遍的抗议之声。

当马云等互联网企业家也站出来试图通过996重提“艰苦奋斗”时，舆论回应以更加强烈的反弹。

这是因为996现象远远不止于薪资优渥的互联网企业，更是许多行业的日常，理所当然的“准点下班”、加班工资反而成为了“稀缺品”。

与其说这届年轻人不想艰苦奋斗了，不如说是社会舆论监督与政策法规在共同推动中国劳动者的权利意识觉醒。

在那场立场分明的“996大讨论”中，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官媒站了出来替劳动者发声：

“崇尚奋斗，不等于强制996！”、“不能给反对996的员工贴上‘混日子’‘不奋斗’的道德标签，而应该正视他们的真实诉求。”

正视他们的真实诉求，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就在本文撰写的同时，天津市人社局正在全市开展根治欠薪夏季专项行动，将以往集中在年底爆发的农民工欠薪问题提前半年解决。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八月份还出台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为拖欠农民工薪资问题设立专门法规。

这种从行动到意识的主动进步，也是多年来底层小民命运的呐喊与法制进步互动的成果。

16年前，大学生打工者孙志刚在收容所被殴打致死，12人被判刑、18名负责人被处理，他的不幸也宣告了施行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推倒了多年来阻碍劳动者自由流动、寻找工作机会的制度藩篱。

从降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阻碍，到主动预防农民工薪资问题，从男女同工同酬到建立拒缴社保黑名单，政策法规对于劳动者权益的关注必将对企业用人制度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

至于环境保护、安全生产，更是年年谈、月月讲，很多制度上，中国工厂向美国工厂看齐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靠爆肝加班、靠打鸡血管理不是企业经营的长久之计，甚至会因为对廉价劳力的依赖而失去产业升级的意识，最终被更低成本的国家取而代之。

纪录片最后，福耀成功阻击了工会的入驻，但当地工会、媒体和政府部门依旧虎视眈眈。对美国人与美国社会而言，福耀管理层那种强制加班、忽视安全生产的粗放管理终究难以为继。

在国内，社会监督越来越严格，政府管理越来越细致，员工权益意识在觉醒，企业成本水涨船高，福耀厂里中美之间的文化冲突，迟早也会变成中国工厂里，新一代工人在薪酬待遇、管理理念、工作环境等各个方面与旧管理思维的全面矛盾。

要论管理水平、福利待遇，福耀还算是不错的，但仍旧无法满足“美国工厂”的挑战，何况其他更多管理能力不足的中小企业。

凭借中国式工厂高效强大的竞争力，福耀给美国人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

但美国挑剔的工人、苛刻的商业环境与社会监督，同样给中国企业来了一次意义重大的模拟考。

一个国内工厂老板看完《美国工厂》，吓得睡不着觉，他在想：

如果自己的工厂在未来某一天，遇到美国工厂那样的情形；假如中国工厂终将“成为”美国工厂，到那时，他该如何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