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草案基于基本的考虑因素，首次制定出一项连贯的德国及欧洲工业战略，以合理地应对当今世界最关键的问题之一： 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创新进程极大加快、其他国家扩张性和保护主义工业政策日益抬头的背景下，如何可持续地维护及发展德国的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高度繁荣？ 自路德维希·艾哈德时代以来，德国始终肩负着创造与维护繁荣的重任。他在《大众的福利》一书中所提出的纲领性方法，已成为对社会各阶层的公民影响深远的政治承诺。 七十多年前，无人能预想到这一承诺能履行得如此出色。今天，德维希·艾哈德对繁荣、自由和安全的承诺，成为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家利益，由产业界、社会伙伴以及整个德国共同保障。 社会市场经济促进了德国的高度繁荣，也因此成为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模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一模式都优于任何形式的计划经济，就连中国也在四十年前引入了市场经济要素。自冷战结束以来，市场经济已盛行全球。 然而在德国，国家仍然利用其工业政策屡次干预经济部门：从1969年借助个别企业（包括萨尔茨吉特公司（Salzgitter）、霍尔兹曼公司（Holzmann）、欧宝公司（Opel）和万乐公司（Quelle））的“救援计划”成立空中客车公司（Airbus）到光伏企业的解决方案以及半导体、芯片的生产。由于国家不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企业家”，一些干预措施因资金不足走向失败。还有一些干预例子不同于上述空中客车的例子，它们着眼于一次性的成效，导致了分配不当且没有起到任何战略作用。 因此，“德国工业战略2030”选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该战略界定了国家干预行为可以视为合理的，甚至可能是必要的情况，以避免国家经济和全民族繁荣陷入严重的不利之中。这种方法也有助于塑造一个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市场经济，并为必要的政治辩论奠定基础。 全球经济力量正在快速发展，世界市场正处在一个快速而深远的变革之中。一方面，全球化和创新进程不断加快，而另一方面，国家干预却在日益增加，放弃多边协定的趋势也日益显现。这场变革同时影响着企业与国家。过去的利益相关者正在消失，而新的利益相关者出现。贸易流动也正在发生改变。有许多赢家从中涌现，也有人满盘皆输。整个世界正在经历一场重新洗牌。而我们仅仅处于这场变革的开始阶段。 德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应对这些新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作为一个全球瞩目的工业大国，德国必须积极有效地引导这一变革，决不能被动地容忍与忍受，任其发展，毕竟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们的对手从未停歇，我们还有很多要做： 如果德国失去了关键的技术技能，我们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将因此严重受损，这会给我们的生活方式、国家在几乎所以政治领域采取行动的能力和行动的空间带来重大影响，并最终会波及德国国家机构的民主合法性。 有效地管理和引导新的全球挑战与发展契合德国、欧洲以及欧盟各成员国的直接利益。我们希望更大程度地推进创新型技术并保护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领域。 一味地等待而无所作为是不够的；错误的行动建议更无需讨论。在许多情况下，加强与振兴市场经济是应对无法避免的新技术和工业变革的最佳答案。这一原则适用于：德国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市场经济来保持其经济部门未来的生存能力。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发现一个国家的企业各自做出的商业决策的总和不足以阻挡和防止力量和经济实力的转移，其原因就是企业仅仅着眼于自身的发展，而不是整个国家的发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激活、推进保护性工业政策才有了正当理由。只有当一个国家经济中的市场力量无法保持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时，国家才有责任去介入。 “德国工业战略2030”基于可靠的、经过检验的社会市场经济原则，制定了相应标准以证明或否定（通常如此）特殊情况下国家行为的必要性。这有助于有效地限制国家干预，但如果有更高层面的经济考虑需要国家干预，则可以赋予其合法性。 2018年秋天，当我表示希望制定一项工业战略时，我获得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支持：这些支持来自工业、社会以及各个党派的政治人士。也有人给予了我批评，但无论是支持还是批评都增强了我的信念，即一项工业战略与相关的辩论是有用的，也是我们迫切需要的。 彼得·阿尔特迈尔 德国联邦经济事务与能源部部长 2019年2月5日于柏林 目标
起步现状德国目前的国际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工业实力。随着德国工业在国内总价值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达到23%，德国已领先于欧盟各国，并在国际上也位于前列。 由于德国始终坚持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德国在国际上也成为了成绩斐然的工业大国。德国工业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和创新力。2015年，德国投资530亿欧元用于研发，相当于德国私有部门85%内部总开支或私有部门在总价值总额中所占比重的四倍。 德国已经或仍处于领先地位的关键工业领域包括：
如果没有大量的工业就业机会，德国无法维持其高收入水平及高水平的教育、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基础设施。因此，增强德国的工业基础关乎德国的国家利益，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国家任务，为此德国也需要合适的手段与方法。在此背景下，德国需要就这些手段与方法的使用要求及限制进行讨论。这些讨论必须开诚布公，不夹杂任何偏见，并且要注重实效。 挑战德国良好的经济起点和现状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它因国际竞争和其他国家及企业的强制干预而一再遭受质疑，因此必须一直努力保持和巩固。
目前，通过其他传统强势领域的增长，还可以弥补以上这些领域的损失。例如，德国汽车工业在近几十年来已大大推进了其领先地位。在高端市场，全球约80%销售的汽车来自德国公司。这一进程至少意味着德国的工业的就业人数可以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总而言之，德国目前的就业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 然而，创新与数字化带来的巨大冲击在德国传统强势领域会更加明显。如果长期无法在上述未来技术中取得成功，传统强势领域的长足发展也会面临直接的风险。只有德国把新的未来领域做大做强，核心工业领域的传统强势地位才能得以维持。 一些变化趋势也正显现：
如果要长期保持德国工业的未来生存能力和竞争力，必须能够及时认清和预测全球发展路线。清楚地了解当前实力可以防止德国错失即将到来的变革。前车之鉴是，日本索尼公司刚刚庆祝完它的音乐CD全球销量最高，达到其巅峰不久之后就没落了，索尼再也没有机会将其袖珍播放器“随身听”的技术发展到iPod的水平。 我们需要对欧盟所有经济体，包括德国的优缺点进行独立、全面、毫无保留的分析。现有研究往往不完整或评估标准不透明。我们必须知道现在所处的位置，才能共同掌握未来。 德国最主要的国家竞争对手已经做出行动，并且都在重新定位。具有代表性的示例如下：
由此可见，与德国竞争的重要国家也同步甚至是早已认清了未来挑战，并将其提上政治议程，这对德国与欧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工业政策在世界许多国家中兴起。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国家完全依赖市场力量来管理当前事务。 快速扩张战略日益明显，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本国的经济而抢占市场并迅速垄断新市场。 封闭与保护主义也逐渐抬头，但它们是否能成功还有待怀疑。 欧盟的政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忽视了这些事态发展。因此欧盟有必要解决这些问题并发展自己的理念，因为我们的伙伴国家正在政治层面上这样做来为它们的未来开辟道路。 如果德国和欧洲的政策没有考虑到经济政策的根本挑战，最终使这些挑战无法得到解决，那么德国和欧洲的企业将孤立无援，陷入极其困难的发展境地。 改变游戏规则的突破性创新创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在持续进行。然而，“突破性创新”的时间间隔更长，对经济的重要领域甚至是所有领域及其增值链都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通常，这些创新是“颠覆性的”，也就是说，它们从根本上打破了以前的流程或技术，并用新的技术取而代之。对于任何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大国来说，这些突破性创新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这些创新对于以往的市场领导者及其地理位置也具有颠覆性，并且能在很短的时间内造成巨大的扭曲。 典型的例子就是蒸汽机、铁路、电力开发、内燃机和汽车、飞机、无线电和电视、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明。 只有拥有并掌握新技术的国家才能始终在竞争中保持有利地位。 当今最重要的突破性创新就是数字化，尤其是人工智能（AI）应用的快速传播： 在互联网时代，全球平台经济在世界市场层面的发展是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平台经济提高了商品的可用性和商品价格的透明度，从而推动商品与服务流的国际化，促进更多的竞争出现。相反，少数公司的垄断则会导致市场萎缩。 如今，大型互联网平台拥有大量的资金和数据，正在成为创新的驱动力，改变全世界的附加价值链。 因此，如果一个大型经济体想要在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取得成功，就必须适当地参与平台经济的增值。目前为止，德国与欧洲并没有参与其中，给其他领域造成了失去竞争地位的巨大风险。一些大型相关领域（如交通、医疗卫生、数字云学习（远程学习））的“入场券”还未告罄，但世界上许多公司也正在努力，在这些领域发挥全球领导作用。 人工智能（AI）的应用可以说代表了自蒸汽机发明以来最大的突破性创新，因为它们平等地延伸到所有经济、工业和服务领域、物流和运输、工作、私人和社会生活。各种应用都通过机器学习不断优化与进一步发展，这代表创新过程正在经历进一步加速。未来关键的人工智能（AI）应用包括自动驾驶与医疗诊断。德国在该领域的基础研究仍然强大，但是实际应用方面则明显落后。 就自动驾驶而言，如果人工智能（AI）自动驾驶的数字平台来自美国，未来汽车的电池来自亚洲，那么德国和欧洲在这一领域的损失将达到50%以上。而且这些影响，远远超出汽车行业的本身。因此这个问题不仅仅关乎该领域的公司，还关乎经济乃至整个国家的利益相关者。 机器与互联网的相互连接（工业4.0）则是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突破性技术。（生产）机器构成的“真实”世界和互联网构成的“虚拟”世界之间的区分正在日益消失。机器通过互联网与其它机器及人类进行连接。互联网被赋予了一个新的维度；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工业生产中应用互联网技术逐渐成为标配。在这种机器和互联网的融合中，哪一方将起主导作用还完全不清楚；这一变化才刚刚开始。 未来更进一步地突破性技术可能是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新材料和轻量级建筑技术以及量子计算的发展。 改变世界规则的创新速度与过去相比，今天的创新速度大大加快。二十世纪初，人们已经知道了电视、传真和移动电话的原理，然而花费了数十年才通过技术发展实现了应用与商业化。 在过去的15年里，创新的速度已经大大加快，尤其是在数字和未来的相关领域。这意味着可能与这些快速的发展掉队。面临这一风险的公司和经济体将会从“规则制定者”转变为“规则遵守者”，为国家及时采取行动提供平台。 当数字革命的主要方面与传统研究、应用相联系时，创新的速度将再次大幅提高。 人工智能（AI）的应用也会加快创新的速度。未来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以更快的速度决定是否要加入某一领域的创新竞争，而且与早期创新周期相比，这种决定的可逆性要小得多。 德国国家工业政策的参考点
随着综合的全球市场的出现，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始浮现一个问题，即工业利益相关者是否需要大量资金来成功地参与国际竞争或提供特定的产品和服务。大型商用飞机只能由一定规模的公司建造；铁路系统的建设与现代化需要开展众多大型工程，耗费超过300亿美元；全球市场中成功的大型互联网平台也需要庞大的资金。工厂建设、国际金融、银行业以及许多产业都是如此：它们都需要实力雄厚且与中美竞争者处于同一水平的利益相关者。 一个企业必须拥有大量的资本才能实现重大项目并在国际竞争中与大型竞争对手较量，但如果一个国家缺乏这样的企业，这个国家就会排除在一个日益重要、不断增长的全球市场之外。 因此，令人担忧的是多年来德国几乎没有出现这样规模的新企业，而像AEG或Grundig这样的前世界领导品牌，早已不知踪影。 在美国和中国，许多大型的全球市场参与者已经羽翼丰满，特别是在电信技术、互联网和数字化领域，这推动了这些国家在一些领域的增加值大幅增长。 鉴于当前的全球市场，德国或欧洲的公司合并是有用且有必要的，但由于现行法律过分强调国家和地区市场，这些合并往往都失败了。因此，必须在适当的情况下重审和修改德国与欧洲的竞争法，以便德国与欧洲的公司还能以较高水平参与到国际竞争当中。 西门子、蒂森克虏伯、各个汽车制造商或德意志银行等现有的领军企业，在已经存在了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并已成为成熟的全球参与者。空中客车在航空工业的地位，已经牢不可破，但它的诞生甚至也要追溯到50年前。 这些企业的生存与长足的成功符合国家利益，因为它们极大地促进了增值，同时也在世界上树立了德国经济与工业的良好形象。
国家对于外国公司接管的禁令在未来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只有在防范国家安全风险（包括关键的基础设施）时才能使用这一禁令。 如果接管行为的目的是提高技术与创新领导力而不关乎国家安全利益，那么通过合适的投标来阻止这种接管首先应该是德国私营部门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仅提供鼓励与支持。 只有在极其重要的情况下，国家才会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充当股份的购买者。但是，总的来说，国家持有的股份可能长期不会增加，这就是为什么要考虑建立国家参与机制，并要求政府定期向议会汇报任何参与的程度。新接管的股份原则上必须通过其他各方的私有化来平衡：
1. 一个过程的经济意义越小，国家对该经济过程的干预就越少。 2. 一个过程的经济意义越大，国家积极主动参与其中的行动空间就越大。如果出现对经济具有现存重要性的挑战，国家的干预可以延伸至限时接管股份以及给予企业补贴。 3. 原则上，每一项干预都应受到限制。只有当干预对于实现经济目标是必要、恰当的情况下，才可以实施。 4. 就电池生产这一对附加值极其重要的问题而言，国家可以组建财团提供援助，这种形式的援助是有用且充分的。 5. 而在平台经济、人工智能（AI）和自动驾驶等极为重要的问题上，国家可以直接参与（如当年空客的建立）以实现这一目标，这种干预也是必要的、合理的。（人工智能（AI）-空客） 监管政策的原则
近几十年来，出于环境保护、气候保护、能源转型和社会政策等原因，国家通过干预手段使框架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与其他没有经历此变化的国家相比，德国的工业成本提高了，竞争地位也因此受损了。 一些更高级别的政治原因会损害竞争，国家对这一损害的补偿并不是补助，而是寻求恢复竞争的可比性。这种做法也必须遵守欧盟法律。 需要这种措施的领域有： - 电力与能源价格 - 企业税收水平 - 社会保障贡献率（必须永久保持在40%以下）
1. 重审并尽可能改革现行的补贴法和竞争法。 2. 一些具有突破性影响的创新领域能获得强大的竞争力，服务于国家的整体经济利益，对于这些领域国家应施行限时补贴。 3. 对倾销和滥用市场主导地位的行为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4. 一些领域的企业规模对于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德国应推动这些领域的公司合并。 欧洲维度鉴于欧洲单一市场的巨大成功，德国的工业政策也必须始终遵循欧洲的工业政策。以下这条原则基本上适用于德国和欧洲：单一市场的成员国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因为一个国家附加值的提高会使独单一市场的所有其他成员国受益。 因此，基于最主要的欧盟工业大国的战略，欧盟还需要制定一项工业战略。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增强整个欧洲的工业竞争力。而许多欧盟国家的去工业化进程必须逐步停止和扭转。只有欧盟成员国共同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才能最终成功。 目前，欧盟和欧元区对财务问题进行了过多的讨论与决策，但较少地关注经济政策这一基本问题。目前，讨论经济政策各个方面的几种不同理事会（竞争力理事会、贸易理事会、电讯理事会、能源理事会）都过于分散，没有一个集中的理事会，将所有不同的方面汇集在一起，进行讨论与决策。 欧洲模式的“工业之友”是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第一步。除去这种不具法律约束力的交流，欧盟在未来还需要一个“工业部长理事会”，从而减少当前处理单一事项的个别理事会。 进一步举措工业战略可靠、成功地发展需要所有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他们必须共同商定重点领域与措施。这并不会影响国家维护国民繁荣的总体责任。 因此，本草案就是第一步。本草案并未在其内容中声称它是完整的或是需要全面的认可。在未来几周内，它将成为与工业部门、经济部门、工会组织和学术界的利益相关方进行深入讨论的主题，同样，德国联邦议院和政府中的各个政党也会对其进行深入分析。 随后，修订后的战略将在联邦政府内部达成一致并由联邦内阁裁定。 同样，一份有具体实施步骤的指导文件也会经历相同的步骤。该文件会包含必要的法律修正案和其他措施。（如竞争法、参与机制） 在国家战略的基础上，联邦政府随后将迅速致力于制定和采用相应的欧盟工业战略，并倡导其余成员国就各自的工业政策展开深入对话。 如果该战略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定期对工业政策的实际发展和联邦政府政策的适当性进行集中评估，且不采用新的、详细的和复杂的监测程序。我建议将2021年作为合适的战略启动时间点。 |
